谭前学  王世平

      六、史家之绝唱——司马迁与《史记》

      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传统的国家，史学作为传统的记录，自然有着特殊而重要地位。但是，秦以前由于国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因之也就不可能有反映全国性的历史著作诞生，这个艰巨的任务，只是到了实现大一统的西汉时期，才有可能完成。

      刘邦建立西汉以后，让谋士陆贾总结历史的建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刘邦君臣将总结历史经验提升到巩固统治的高度，所以史学在西汉时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性。文、景时的贾谊、晁错虽然没有专门写历史著作，但在他们的政论文章中也不断总结历史，将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引起朝野的高度重视。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总结汉以前全部历史的条件成熟了，并在汉武帝时期由司马迁完成了。

      司马迁是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身为史官，司马迁接过父亲手中未竟的史学事业，这成了他终生的志向。司马迁幼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又几次壮游了大半个中国，并参与制定了《太初历》，这些都为他撰述中国第一部通史，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和文化基础。

      然而，就在司马迁准备在史学领域大展宏图之际，却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被处于腐刑。在严重打击和奇耻大辱面前，司马迁以周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等前哲为榜样，忍辱负重，以惊人的毅力和决心，在艰难困苦中笔耕不缀，终于以他的全部身心、全部生命完成了不朽的名著——《史记》。

      《史记》共130篇，526500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部巨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前后共三千多年。《史记》从黄帝时开始写起，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的思想，这对产生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司马迁在这里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深刻见解，其影响力是愈久而愈强烈的。

      《史记》共包括五种体例，即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为后世中国的“正史”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模式。《史记》第一次从世界史的角度描述中国历史，其视野第一次移出中国中原一带的范围而到达了越南、东南亚和今新疆、中亚地区，这对对拓展中国古人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史记》是一部关于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思想、文化、社会风貌和各阶层人物群像的百科全书。但从《史记》的着力所在和精彩之笔来看，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他所意识到的历史责任来看，《史记》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详尽地、深刻地、生动地写出秦和西汉前期的历史，特别是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

      汉自开国以来到司马迁生活的武帝时期，国家的统治思想和政策不断变化，虽然有很多学者曾作了论述，但却缺乏系统的总结。《史记》分析了秦的酷法役民到汉初的“与民休息”，论证了这些做法在每一个时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对处于极盛的汉武帝时期，司马迁一方面多次给予肯定，另一方面也没有陶醉于对盛世的讴歌。他以一个冷静的、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盛世背后的社会问题。如武帝笃信神仙、人事侈靡等等，都在书中有所揭示。以后的历史表明，司马迁所揭示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变化是非常深刻的。

      司马迁撰《史记》，有其明确的历史思想作指导，他曾说过，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以后就不仅成为古代中国的历史学家，而且是思想家、哲学家治学的共同信条与基本原则，具有永远的指导价值。在《史记》前后，西方出现过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史》这样的历史巨著。他们以宽广的视野，描绘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真实地反映着历史变动的轨迹。如果说西方史家大多偏重军事、政治和大人物的功绩，那么司马迁在关注大历史的同时，更多地则肯定了普通民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力。

      在中国古代，一个伟大时代一般会用一种坦荡的胸怀与胜利者的姿态去看待以前的历史，那么，中国第一个盛世——西汉，对汉以前的全部历史的总体认识和情感态度，就完全凝聚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时代最富于大局观的先进人物，会有其特别的心胸气度和视野，那么，司马迁的《史记》，就体现了先进人物站在中国中心、扫视全方位历史时的宏大气度和广阔视野。对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历代学者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做出了极其崇高的评价。无论是“史圣”、“百科全书式通史”，还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及“人类和民族的瑰宝”，都是当之无愧的。站在陕西的角度，我们则可以自豪地说：奉献出了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以及他的不朽巨著——《史记》是陕西这块土地对古代中国作出的最大贡献。而如果放到全国范围去作评价和比较，有学者甚至这样说过：中国东部所诞生的最伟大的文化“圣人”是孔子，中国西部所诞生的就是“史圣”司马迁。东有孔子，西有司马迁，两位文化伟人的光芒，永远照耀着中国文化的星空。

      今天，在司马迁的家乡陕西韩城，他的祠与墓建在一座小山坡上。不太远的地方就是龙门雄踞、大河奔流，而秦晋风云、关中万象直奔眼底。用石板铺就的登临之路上，耸立着一方不大而含义深远的牌坊，上书“高山仰止”四个大字。这本来是司马迁形容孔子的话，但这里又被后人移转用来形容司马迁。千百年来，尽管历代统治者都不喜欢司马迁，但他在民众心目中却是无比的崇高、伟大，他的祠、墓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家乡父老眼中的最神圣殿堂。

      司马迁死后不到百年，又一位陕西籍的史学家班固诞生了，他的《汉书》是中国第一部“正史”，或者说是第一部断代史。班固同司马迁一样，也是继承父业，他在父亲班彪已经开始的基础上，继续撰写《史记》之后的汉代历史。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东汉的首都已不在陕西，但班固的《汉书》却是在他的家乡——右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完成的，这有助于充分利用当地出众的人文环境和他的家学传统，充分接受陕西史学传统的近距离熏陶。《汉书》以西汉皇朝兴衰为断限，突出了皇朝史的地位，也表明从秦汉大一统以来，皇朝意识不断加强的影响。《汉书》撰述的重点为武帝太初以后史事，这是因为此前的史事已有《史记》做了详细叙述，所以重点是要接续《史记》，但对之前的部分也有所补充和调整。《汉书》的内容恢宏、结构严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有些内容是《史记》中所没有的，如对大一统国家的疆域规模和地理沿革，就有专门的《地理志》来介绍，这是班固的重要创举，为以后的正史所沿用；其余刑法、五行、艺文诸志也都是《汉书》首创。这部史书班固至死也没有写完，最后由他的妹妹班昭和同郡人马续续写，才得以完成全书，这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由陕西籍历史学家完成的史学巨著，成为历代纪传体皇朝史的楷模，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极大的影响，也是陕西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

 

      七、汉家陵阙与汉代艺术

      陵墓，既是保存古代文化的宝库，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忠实记录。在漫长的岁月里，陕西境内留下了无数帝王嫔妃、王公贵族、功臣名相的陵园墓地。“渭水桥边不见人，摩挲高冢卧麒麟。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咸阳原上尘”。金代诗人赵秉文的诗句，就形象揭示了陕西境内陵墓众多的文化现象。这些陵墓，每座都能开启一个神异的世界，每座都能唤起无尽的沉思与遐想。“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闕”。这首脍炙人口的《忆秦娥》相传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游览秦汉旧迹，面对西汉帝王陵，触景生情所发出的一段感慨。

      汉朝规定，从新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起，国家每年要拿出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建设帝陵。国家对帝陵建设如此重视、投入如此之高，所以一个时代的帝陵就凝聚着举国上下的财力、物力、科技和情感理念，也最能体现当时的整体经济水平、文化风貌和时代精神。

      陕西关中的西汉帝王陵墓共有11座，除汉文帝霸陵、汉宣帝的杜陵建于长安城东南郊外，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共9座帝陵均建于长安城西北郊、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它们在黄土原上自东向西横亘百里，基本形成一条直线，陵丘垒垒，历历在目，被称为“中国的帝王谷”。当年，一座座巨大的陵墓，与隔河相望的长安城中的宏伟宫殿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壮观的景象。然而，岁月流逝，沧桑巨变，昔日的帝王豪华，已化为烟云，只剩下那陵丘仍高高耸立，默默诉说着当年帝王的风采。

      在这九座陵墓中，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个陵还设有中央直辖的县邑，合称五陵邑，咸阳原也被称为五陵原。五座陵邑的住户主要是从全国各地迁来的天下富豪或有地位的人。因为五陵邑多官宦富户，且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所以其子弟往往游手好闲、滋事生非，以后成语“五陵少年”就由此而生，作为纨绔子弟的代称。这也是汉长安作为全国最富足的城市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当然，这里也集中了不少著名的学者，故又使这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文地理区域，无论是对我国古代哲学、史学，还是文学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一家居住安陵邑，大史学家司马迁、风流才子司马相如以及大儒董仲舒曾迁居茂陵，夫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梁鸿、孟光就是平陵邑人氏。

      西汉帝陵的形制有两类：一类是因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如霸陵。其他10陵则封土为陵，都筑有高大的覆斗形夯土坟丘，一般底部约150—170米见方，高约20—30余米。陵园以巨大的坟丘为中心营建，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四周有夯土围墙，每边墙的正中设门，称为司马门，司马门的两旁建有门阙。帝陵坐西向东，东门称东司马门，门前有向东延伸的大道，称为司马道。每座帝陵旁都有附葬的皇后陵。西汉实行帝后合葬，但同茔不同穴，即葬于同一墓地，又各有陵园、陵冢，坟丘亦较帝陵为小。皇后陵多位于帝陵之东，也有少数后陵位于帝陵西、南。陵园之旁建寝殿、便殿和庙一类的建筑。帝陵之东，沿司马道两侧又有为数众多的皇亲国戚、功臣元勋的陪葬墓。西汉皇帝陵墓以帝陵为中心的复杂而规整的布局，显示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汉代帝陵的形制为中国古代皇帝的陵墓制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帝陵制度有很大影响。

      茂陵是咸阳原上九座帝陵中最高最大的一座。今实测高46.5米，底边长约240米，折合土方一百多万立方米，这当然与汉武帝时国力达到极盛和茂陵修建时间特别长有关。汉武帝在位54年，他的陵墓茂陵就建设了53年，到晚年他人还健在，但茂陵中早已装得满满的，再也放不进去任何陪葬品。公元25年，赤眉军攻取长安，“破茂陵取物”，从此，每有政治动乱，茂陵就成为盗掘对象。唐代李贺在有名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咏叹道：“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说的是曹魏时将茂陵陵园陪葬的金铜仙人运往洛阳，铜人不愿离去、潸然泪下的故事，因为铜人太重，途经长安东郊时被迫弃置在一座原上，所以直到唐代，这座原还叫做铜人原。由此可知当初茂陵陵园是安放有巨大铜人的，这也可见茂陵建设的豪华程度。1981年，茂陵东侧出土鎏金铜马、鎏金竹节熏炉等珍贵文物200余件，其富丽奢华堪与秦始皇陵出土文物相匹。茂陵陵园周围筑有边长400米、墙基宽5.8米的方形城垣，东、西、北门遗址至今可见。为修陵、护陵以及繁荣陵区生活而设置茂陵县，迁徙来的人口多达27万，为西汉“五陵邑”之冠，其繁华甲于天下，甚至长安城中的达官显贵也以能迁居茂陵为荣。

      在茂陵附近还有十多座陪葬墓，均无地面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有汉帝国杰出的军事将领卫青、霍去病的墓，由于他们抗御匈奴的伟大功绩，所以将他们的墓分别堆成山形，象征阴山和祁连山，以纪念他们所取得的阴山大捷和祁连山大捷。尤其是霍去病，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有象征祁连山的墓冢以及墓前石刻，更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绝响。

      由于茂陵周围不断出土珍贵文物，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著名的茂陵石刻，现在霍去病墓原址上建有茂陵博物馆。

      西汉帝陵的地宫虽然没有发掘，但考古工作者对帝陵周围的陵寝建筑、陪葬墓、从葬坑等已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并获得了众多重大的发现。目前考古发掘工作做得最多的是汉景帝阳陵。

      汉阳陵位于西安以北大约20多公里渭河北岸的二级台塬地上，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景帝刘启与王皇后同莹异穴的合葬陵园，始建于公元前153年。在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群中，它雄居最东。这里地势高亢，泾河蜿蜒于北，渭水奔腾于南，两河在陵东不远处交汇，阳陵居两水之间，形成一种挟双龙而东向的气势和“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观。在苍凉厚重的黄土台地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雄浑、壮阔与沧桑。

      对于汉阳陵的考古调查始上个世纪的70年代。1990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随工清理和考古勘探。从已经公布的考古资料看，在西汉帝王陵园的考古发掘、勘探调查和研究工作中，汉阳陵是目前工作最为深入周详，成果最为显著的一个。这些考古研究成果，正在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和引用，成为科学工作者破解西汉帝王陵寝制度和丧葬文化的重要资料。

      现已初步探明，整个汉阳陵占地大约二十平方公里，主要由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刑徒墓地以及阳陵邑等几部分组成。帝陵坐西朝东，封土高约31米。宽约110米的司马道平坦如砥，向东延伸7华里直达陵邑──那里曾是富豪云集、商贾出没的繁华所在，为我国最早的小城镇建筑遗址之一。而司马道东部两侧又密密麻麻排列着汉代不同时期王侯将相和文武百官的陪葬墓园，计有大小和规格不等的墓葬近万座，一如当年天子临朝时大臣位列两班的威仪。在帝陵陵园四周则规矩分布着后陵、南北从葬坑以及不同建筑基址。帝陵陵园南门阙是目前发掘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三出阙遗址，它的发掘对于门阙的起源、发展，门阙制度的形成、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等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在这一遗址上建有复原的汉代阙楼已探明的190多个各类从葬坑达内，埋藏品也极为丰富，或为披坚执锐、英姿勃勃的武士俑，或为宽衣博带，秀姿绰约的仕女俑，或为身遭斧钺，神情诡秘的宦官俑，或为成群成组、栩栩如生的猪、马、牛、羊、狗、鸡等动物陶塑，或为品类繁多的各种生活器具和兵器，总数达10余万件。其中以陶俑和各种动物俑最为有名。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赤身裸体且没有双臂。据研究，这些陶俑在刚刚完工时都身着各色美丽的服饰，胳膊为木制，插入陶俑胳膊上的圆孔，以便木胳膊可以灵活转动，但经过千年的风霜之后，衣服与木胳膊都已腐朽，因此只剩下了裸露而残缺的身躯。兵马俑的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女子，大多面目清秀，身材匀称，但也有一些颧骨突起，面貌奇异，可能是当时的异民族兵员。比起秦始皇兵马俑的肃穆与刚烈，阳陵汉俑显得平和而从容，正反映了“文景之治”时期安定的社会氛围。

      虽然，就整个陵园的埋藏来说，目前正式考古发掘的面积还非常有限，但是依据已有的考古勘探成果和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礼制推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文物宝库。那神秘莫测的地下王国正是两千多年前文景盛世的翻版和再现。

      依托汉阳陵、依靠丰富的出土文物而在陵区内建起的占地3000余亩的汉阳陵博物馆不但是当今国内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而且也是陕西重要的汉文化核心景区。2006年建成开放的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则被誉为世界第一座地下博物馆。外藏坑是阳陵陵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帝陵封土四周共有81座。帝陵外藏坑遗址保护展示厅是在帝陵封土东北已发掘的10条外藏坑上构建而成的全地下建筑，是世界上第一座采用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建成的全地下遗址博物馆。馆内由中空镀镆电加热玻璃幕墙和通道将文物和游客分隔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温湿度环境中，在最大限度科学保护文物遗存的前提下，使游客在充满神秘感的环境中近距离、多角度欣赏大量的文物遗存，领略世界一流的文物保护技术和展示方式，了解文物考古发掘和保护利用的最新成果。此外，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影视成像技术演绎当年真实历史事件的幻影成像节目，穿越时空，也把游客的思绪拉回到昔日西汉皇帝丰富多彩的宫廷生活中。总之，汉阳陵博物馆正以其先进、科学的文物保护理念与手段以及新颖独特的文物展示方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

      面对“西风残照”中的“汉家陵阙”，李白及其词中的主人公的感觉当然是凄冷清苦。今天，由于有考古发掘提供的众多精美文物以及由文物所还原的汉代社会，同样是在“汉家陵阙”，我们感受到的当然是汉代社会的繁荣强大和汉代艺术的雄浑博大。

      汉代的艺术作品最著名的当属霍去病墓前石刻。这些作品是汉武帝为了表彰、纪念英年早逝的霍去病而下令雕造的，是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型石刻作品。其构思独特、内容丰富、因材随形、气势雄浑，为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空前之作。目前尚存的有16件，包括马、牛、羊、象、虎、猪、鱼、怪兽食羊、人与熊斗等题材，其中以主像马踏匈奴石雕像最重要。该雕像采用象征手法，以一人一马来表现霍去病击败匈奴这一主题，是一曲英雄主义的光辉颂歌；其他作品则各以自己独特的表现加强了雕刻群形式的变化并丰富深化了主题，总体上显示出刚健质朴、粗犷豪放、恢弘大气的风格。鲁迅先生说“唯汉唐文化深沉雄大”，也是以它们为典型证据的，这说出了霍去病墓前石刻在今天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汉代是我国陶俑制作的第一个鼎盛时期。陕西出土汉俑无论数量、种类及其精美程度在全国均位列前茅。从考古实物看，汉代陶俑比之秦代陶俑不但种类更加多样化，而且形象也更加生活化。汉代陶俑既有威严壮观的送葬军队，也有端庄娴雅的宫廷侍女，还有数量众多供家居享乐的侍从舞俑以及马、牛、羊、鸡、鸭、猪等牲畜家禽形象。总之，大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汉俑都有表现。与军阵森严的秦俑相比，汉俑更富于强烈的现实生活情趣。透过种类繁多的陶俑，不但可以全面了解汉代陶俑艺术的发展成就，而且还可以真切感受到汉代社会的繁荣，以及豪迈奔放的时代风貌。

      在形体方面，汉俑与秦俑相比显得非常瘦小，如同样是军阵，1965年在咸阳杨家湾出土了骑马俑583个，各种人俑1965个。陶俑仅44.5—48.5厘米，不及秦俑体高的三分之一，骑马俑连马通高也只有50—80 厘米，而且马匹与骑俑的比例是失调的，马匹过大，人物偏小。秦汉王朝是紧连着的两个朝代，但为何在陶俑的制作上差异如此之大？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汉初经过秦末战争后，经济凋敝，国家财政收入不如秦朝，无力制作象秦朝那样大体量的陶俑。实际上，原因并不在经济或财力方面，如当汉朝在汉武帝时期达到文治武功的高峰时，当时的陶俑形体也未见有什么增大。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两个王朝统治者文化观念的不同。虽然秦汉都定都关中，但秦朝的统治者是本地人，他们深受传统秦文化“尚大”、以大为美的文化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宫室建筑还是造型艺术，在个体上均强调大体量，在总体上追求宏大的艺术效果。而汉朝统治者来自南方楚地，他们虽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承袭了秦代的体制，但是在文化观念方面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楚文化的神秘、浪漫特质决定了汉朝的陶俑制作不可能在有形的体量上多倾心力，而是着力追求无形的气韵生动。虽然由萧何主持修建的未央宫与阿房宫一样壮丽无比，但此举却令汉高祖刘邦大发脾气。在萧何因天下未定，所以建宫室以安定民心，以及“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一番解释后，这才令刘邦转怒为喜。萧何的解释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未央宫之所以建造得如此巍峨壮丽，无关乎审美观念，完全是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强调的是政治意义，而且是特例。观念的不同决定了选择的不同。正如两个富翁，由于金钱观和人生观不同，一个挥金如土，醉生梦死，而一个含而不露，深居简出，仍然过着平常人的生活。至于秦俑的形象是仿真的、等比例的，汉俑的比例是失调的，也是由于观念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造成的。秦时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而汉人追求的是注重气韵的写意手法。

      虽然汉俑的形体不如秦俑高大、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也不尽相同，但是在用个体美组合出整体美、注重整体气势及宏观的艺术效果方面，它又与秦俑一脉相承，表现出宏大的气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个体的塑造方面，汉俑的艺术性明显比秦俑有了较大的提高。其造型优美，姿态生动传神，极富动感，与汉代画像石、壁画一样，颇得艺术的真谛，是历代墓俑艺术中价值最高的作品。

      汉代陶俑中虽然不乏写实传神之作，但总体说来，汉代陶俑以写意为主。由于形体较小，汉俑并未注重身体细部的精雕细刻，只是象征性地、粗轮廓地加以描绘，更多地是使用夸张手法，赋予其丰富的感情色彩，以此形成了汉俑天真浪漫、古朴雄浑、简约传神的独特艺术风格。汉代陶俑以写意为主，追求内在气韵之美的审美倾向还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自汉以后，艺术已不再是对自然物纯客观地描述，而逐渐成为人们理想与性情的寄托。

      汉代文物中的瓦当，是中国古代瓦当艺术发展的最高峰，而陕西出土的汉代瓦当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国内无可匹敌。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建筑材料即所谓“秦砖汉瓦”，因为质地坚实、制作规整而著称于中国建筑史，它们提高了建筑物的质量、并改变了建筑物的外观。瓦当本来的用途是套在建筑物椽子头上以遮风避雨，但因为上面有文字或图案，使其属性起了变化。文字瓦当多用于宫殿、帝王陵墓、官署等，而且本身多为吉祥语，如“长生无极”、“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大宜子孙”等，其中如“长陵东（西）当”、“六畜蕃息”、“马甲天下”、“鹿甲天下”、“华仓”等说明了瓦当所在地的性质，兼有标识的作用，这在研究历史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汉并天下”是对汉王朝统一天下的一种总结；最有名的十二字瓦当“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是对历史的一种赞颂，而同为十二字的“与民世世天地相方永安中正”则是对汉代儒家的社会观的一种归纳，这都是极为罕见的瓦当珍品。文字瓦当重要的价值体现在书法方面，圆形的当面上，文字或居中央，或环绕一圈排开，布局巧妙而舒展，笔画朴实而苍劲，不但古拙奥雅，而且神完气足，表明中国的书法发展到汉代，已经高度成熟，可以不受空间与位置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并愈来愈成为一种独立于实用功能之外的抽象艺术。

      图案瓦当的图案有云纹、雷纹、花瓣纹和几何图案等，而四神纹是其中最负盛名者。四神是指东方的青龙、西方的白虎、南方的朱雀、北方的玄武，它们作为代表不同星座、不同方位、不同季节的神话动物，早在战国时已出现，但到西汉时特别流行，所以重要建筑的瓦当上，往往采用四神图案。朱雀展翅欲飞，玄武神秘莫测，白虎张牙舞爪，而青龙蜷曲盘绕，丝毫也没有狭小当面的限制，构图的巧妙弥补了空间的局限，使人感到一种广阔无垠的意境，感到一种开张而疏朗的美。由于瓦当上面有了文字或图案，中国人对文字具有神圣感的传统，使瓦当由一种实用的建筑材料转化为精神文化、艺术文化的载体和产品，成为一种直登艺术殿堂的重要文化产品。

      汉代陕西的铜镜，它的数量与质量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铜镜与商周青铜器一样，也是由铜与锡的合金青铜制成，只是在铸造时，配方中锡的比例最高，以使铸出的铜镜特别明亮。这种根据不同需要决定不同配方的铸造技术，早在战国时已经成熟，并且记录在技术性的专著《考工记》中，而到了西汉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一种近乎理想的完美程度。铜镜本来也只是一种梳妆用的生活品，但从很早时候起，由于镜背所铸的图案和文字，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演化成了精神与情感的寄托，成了辟邪的吉祥物，成了点缀生活的装饰品。随着中国青铜时代的结束，汉代的青铜铸造总体上讲已大不如前，但铜镜的制作却愈来愈精美，日渐成为独特而高雅的艺术品，这或许是人们将从前铸造青铜器的极度热情，又重新倾注到制作铜镜上来的缘故。人们用华丽的辞藻写成铭文，环绕镜背一圈，多半是祝愿长生不老、幸福安康、子孙繁衍、得道成仙的意思，铭文采用篆书，书法十分精美隽秀，本身就有着很强的装饰意味，再加上各种典雅精致的图案，铜镜变成重要的室内装饰品，于是平时都是用镜背的文字、图案对着人，只是到梳妆时才用正面，人的审美需求压倒了实用功能，导致了铜镜使用中的错位。为了达到辟邪的目的，在大门口也经常悬挂铜镜以驱吓邪鬼，这种风俗至今犹存，特别是家中有病人或生小孩时更要挂镜。铜镜很重要的一个禀赋是不虚美、不隐恶，代表的是真实与诚信，因之汉人订婚时要以铜镜作为信物，而夫妇双方若一方先去世，就要在墓中陪葬半面铜镜，等另一方去世时再加上另外半面合葬，这就是“破镜重圆”的本来含义。后来引申演绎，“破镜重圆”也表示夫妻离异而又复合的爱情转折意思。铜镜图案有写实的动物纹，有抽象的几何纹，有人物故事，有神仙鬼怪，由于种类繁多，因之关于铜镜逐渐衍化为一种包括复杂内容的文化，并且波及到邻国的朝鲜、日本，他们那里不断出土古代的铜镜，有来自中国的，也有自产的，因之有学者还提出一个“铜镜文化圈”的概念。汉代铜镜中最神奇的是一种能反射镜背图案的“透光镜”，使看到这种奇怪现象的人大惑不解，以为是魔幻所致。这当中实际包含的是一种高深的光学原理，制作上也特别复杂，直到近几年才由科学家揭开谜底，使它的真相能大白于天下。综观陕西所出的汉代铜镜，饱含人文精神，所表达的意境深远而空灵，情调浪漫而达观，再加上古代第一流的制作水平，使它成为中华文明中一个有很高价值的艺术门类。

      在陕西，还有一类雕刻作品画像石也非常有名，由于画像石的图像都是斧凿以代笔刻出来的，故又称为是雕刻出来的“画”。 我国汉画像石的发现，大致有三个中心地带：一是鲁苏皖，二是豫南鄂北，三是陕北和晋西北。陕北的汉画像石发现较早，数量也多，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地域特色鲜明，在全国同类文物中占突出地位。陕北汉画像石目前出土已逾800余件。主要集中于榆林市的绥德、米脂、神木等区县，尤以绥德出土最多。在内容上，陕北汉画像石涉及社会生活、神话、宗教、历史掌故、装饰纹样等诸多方面。特别是描绘陕北高原地带生产活动的农耕、畜牧、田猎和农耕作物等题材独具特色。从造型与雕刻方法看，陕北汉画像石图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物、动物浑厚、拙朴的形象和以体、面造型的方式产生艺术冲击力的，而不同于其他地区画像石所惯常采用的以线造型模式。陕北汉画像石主要运用一种深剔的平面刻法进行图像的塑造，这种方法是在磨光并勾勒好画稿的石面上，剔去图像外的空白，使图像呈现平面凸起，再施以彩绘，而在平面凸起的部位一般并不加雕刻，由此形成了质朴简洁、独具一格的风格。

      到了东汉时，随着全国性刻石风气的盛行，在陕西也出现了大量的碑石。保存至今而著名的有《仓颉庙碑》，以及《武都太守碑》、《唐公房碑》和在陕南汉中的一批摩崖石刻，而其中声名最盛的当是在陕西合阳发现的《曹全碑》。它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更是汉代隶书的典范性作品。其字体呈扁平状，秀美规整，属汉隶中“婉约”一派，将汉隶“蚕头雁尾”的书写特征和内在的含蓄温柔体现得淋漓尽致，被视为现存汉隶中的极品，它成了人们学习汉隶的经典般首选教材。如今，这些汉代碑石大都保存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和陕南的汉中博物馆中，是各馆引以为自豪的珍贵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