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前学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最早称雄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其势力达到鼎盛并控制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提起秦汉时期的汉匈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战争。尽管当时汉匈之间曾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但这并未妨碍两地间的文化交流。一方面，战争固然是大规模的社会暴力行为，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和负面作用，古人所谓“战争之后必有凶年”的说法，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另一方面，按照经典作家的说法，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经常的交往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战争中的人员调配、流动和物资传输对文化的传播以及民族融合均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战争也为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尽管战争本身的目的不在于此。秦汉王朝多次攻打匈奴，动辄出兵数十万，深入匈奴腹地且延时十数年，其对匈奴的影响当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战后，因流散以及逃亡等原因加入匈奴的秦汉军士和流民等超过30万，他们不但充实了匈奴的力量，而且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向匈奴社会的下层传播汉文化，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融合。 

      实际上，因战争而流散匈奴的汉人不只是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有的也直接进入了匈奴的上层统治集团，因而他们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匈奴下层。汉高帝时，韩王信亡走匈奴，冒顿单于仍让他将兵。其子颓当、孙婴俱官至匈奴相国。卢绾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至其孙仍为东胡卢王。武帝时，李陵降匈奴，单于贵陵，以其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李广利降匈奴，单于知其为汉大将，也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而卫律在匈奴封为丁零王，与李陵等人可出入匈奴单于庭。这些熟悉汉代政治、军事并曾在汉王朝身居高位的人被单于重用，其对匈奴军事、政治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可以说，战争是秦汉时期汉匈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一种特殊而激烈的方式。 

      除战争外，“和亲”及“互市”乃汉匈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方式。 

      “和亲”即汉王朝与匈奴单于联姻。汉初，因国力所限，汉王朝被迫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并通过“互市”贸易与匈奴保持人员及物资的交流，即文献所载的“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汉武帝即位后仍奉行“和亲”政策：“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单于娶汉朝宗室公主，单于手下也以娶汉女为荣。这种“和亲”表面上是汉族人口的外向迁移，实质上却是匈奴民族汉化的开始。因为“和亲”不仅是汉朝宗室的公主嫁到匈奴，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的使者、工匠、奴婢等随行，并带去大量汉地制造的各种器物，传播了汉文明，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影响匈奴，对推动匈奴上层的汉化具有重要意义。 

      “互市”即边境集市贸易。这种集市贸易虽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还是为汉族与匈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和窗口，因此，自汉以后，“互市”变成了汉族与周边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 

      具体而言，中原汉文化对匈奴的影响主要包括物资、技术、生产方式等方面，对此，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记载均多有反映。近几十年，在阿尔泰、贝加尔湖等地区发掘的匈奴及与匈奴关系密切的其他游牧民族的墓葬中，就发现了不少产于中原和东南沿海的丝织品、漆器、铜器、五铢钱以及汉族服装等。1956年，在辽宁西岔沟发掘的西汉匈奴墓葬中，也出土了大批具有汉族风格的铁镬、铁斧、各式刀剑、铜镜以及半两钱、五铢钱等。特别是大量汉式铁器的出土，说明匈奴已从中原接受了铁器文化。中原的穿井、建筑等技术也由内地逃亡之汉人传入了匈奴。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发材数千”（《汉书•匈奴传》）。所谓“秦人”即来自内地的汉人，中原穿井、筑城及粮食储藏技术的传入，不但促进了匈奴农业的发展，而且也为匈奴转入定居生活创造了条件。 

      西汉对匈奴战争胜利后，“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汉朝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不少新郡，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同时由于在沿边地带大规模移民屯田，中原的先进工具和农耕技术得以在边郡推广，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区界也因此逐渐向北推移。《汉书•地理志》所载“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就是以内地移民充实、开发新郡的史例。这些赵、齐、卫、楚移民在边境开发及与匈奴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匈奴本以游牧为生，几乎没有农业经济。但随着黄河流域农耕文化的不断北移，匈奴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农业生产。《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军至“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说明匈奴在杭爱山的赵信城，储存有粟。粮食储备的出现表明匈奴已有了农业生产。史籍中还有不少有关匈奴农业经济的记载，如汉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会连雨雪数月……谷稼不熟，单于恐”，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遣左右大将各万骑屯田右地”（《汉书•匈奴传》），甚至曾仿效汉朝在车师屯田，“使四千骑田车师”，汉宣帝遣五将军击匈奴，才迫使“车师田者惊去”（《汉书•西域传下》）。这些记载表明，随着铁器的传入以及农耕文化的影响，匈奴已相当重视农业生产，否则，匈奴单于就不会因为“谷稼不熟”而惊慌。在前苏联布利亚特自治加盟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的伊沃勒加镇城址曾出土了汉代的铁犁铧和石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山的匈奴墓地也出土有农作物籽粒，这些考古材料也证明了匈奴已有农业生产的历史事实。此外，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有女子采桑图和养蚕用的箔、筐之类的器物，则说明最迟到东汉晚期，内蒙古南部已经出现了养蚕业。 

      公元1世纪，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汉王朝，逐渐与汉文化相融合。1977年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所发掘的墓葬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据，根据墓内出土的一件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方形铜印判断，这是一座汉代的匈奴墓葬。这座墓从墓葬结构到随葬品，如铜镜、五铢钱及仓、灶、井等明器，完全具有汉文化特征。这充分说明了南匈奴入居中原后，到东汉晚期至少部分匈奴人已完全与汉族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两个民族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民族人口素质的一大进步。它打破了自然经济所限定的狭窄的交往范围，使汉族与匈奴族间的族际婚有了条件，而这种远缘联姻又大大促进了汉族人口素质的提高，使汉族人口发生了质的变化。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也只有双向的文化交流才是正常的交流。匈奴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首先也是通过各种物资的输入来实现的。以游牧为主的匈奴，畜牧业非常发达，其输入内地的物品自然也以马、牛、羊、骆驼等牲畜品种和皮毛制品等畜产品为大宗。由于匈奴长期称雄于汉代北疆，“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北方毛皮贸易通道的文化作用，往往经由匈奴人传递到汉代。匈奴与汉之间的毛皮流通，不仅通过“关市”贸易，而且还有匈奴朝觐贡献等方式，而通过后者所获得的毛皮，其数量往往是巨大的。从《史记•货殖列传》的有关记载看，在西汉时，匈奴及通过匈奴传入的域外各地的毛皮制品已成了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重要商品并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皇室贵族的服用，多取名贵皮毛，连身份低下的平民百姓也大量穿戴各种皮毛制品。在中原等地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具有典型匈奴文化特征的各种长方形牌饰，说明匈奴的金属装饰也已传入中原。 

      随着匈奴牲畜品种的传入以及匈奴人的内迁，其畜牧业技术也随之传入中原并直接推动了内地畜牧业的发展。如汉高祖和文帝、景帝时，皇帝不过“厩马百余匹”。至武帝时，则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繁荣景象。马牛等牲畜的繁育，一方面应用于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中，另一方面，马的繁育使汉王朝的军事实力增强，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汉民族的发展进程。此外，匈奴对中原粮食等农产品的大量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汉族农业生产的发展。 

      匈奴自称“胡”，其传入中原内地的器物多称“胡物”，如胡笳、胡服、胡床、胡饭等。两汉时期，传入中原的匈奴器物甚多且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以至在东汉末年曾出现了一次“胡化”的浪潮。《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上述胡物虽非全部来自匈奴，但包括匈奴在内的域外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

      匈奴族虽然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处于较低层次，但其擅长骑射的技艺也给中原的军事文明以较大的影响。如汉匈战争期间，汉军十分注重吸收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长技。晁错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孥衣，劲弓刺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汉书•晁错传》）汉武帝时所设的胡骑校尉就是专管由匈奴人组成的骑兵，长水校尉就是负责掌管由长水胡人组成的骑兵。东汉顺帝时，“诸王来会辟雍，事毕归藩”，顺帝令骑兵护送，这些骑兵“皆北军胡骑，便兵擅射，弓不空发，中必决眦”，可见，这些训练有素的胡骑在汉代已有了相当的政治地位。对此，考古资料中也有较多的反应。从商周到战国，中国古代军队作战基本是以战车为中心，以车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秦兵马俑坑的军阵表明，在秦代战车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以步兵为主，同时骑兵作为独立的兵种也开始出现。而在杨家湾汉兵马俑坑中，代表作战部队的俑坑共10个，骑兵就占了6个，表明在西汉初期，骑兵在军队编制中已成为了最主要的作战力量。汉代军队编制及作战形式的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学习的结果。古代战争中，只有运用骑兵，才能发挥长途奔袭、灵活穿插的机动作战能力。但在中国古代，处在农耕区的汉民族没有跨上骏马驰骋千里的作战意识，这是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一个重大差异，因此，骑兵的优势往往只掌握在游牧民族手中。西汉初期，匈奴族时常南下侵扰，成为汉代最大的边患，而汉王朝却对它奈何不了，主要原因就在于匈奴擅长骑射。汉王朝在与匈奴的作战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骑兵的优势并尽国家之力饲养马匹、发展骑兵，终于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在汉武帝时期打败了匈奴。可以说，所有的农业文明都受过游牧民族的苦。在世界中古史上，农业民族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的实例只有两次，而这两次都发生在中国，西汉时击败匈奴是第一次。汉王朝击败匈奴，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采用匈奴擅长的骑兵战法去抗击匈奴应当是主要原因之一。 

      汉代的汉匈战争，也引起了武艺内容的一些重大变化。由于骑兵的大量使用，剑不利于骑兵的劈砍，因此逐渐被一种专用于劈砍的环柄长刀所代替，从此刀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而剑则渐渐从战场上被排挤出去。西汉时，戟已上升为军中主要长柄格斗兵器，和矛并用。骑兵用戟，步兵也用戟。晁错说：“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可见戟在汉匈战争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发展也与汉匈战争有关。 

      两汉时期，匈奴控制了东起辽河流域、西至葱岭、南起长城、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再加上他们以游牧为生，经常迁徙的生活特点，决定了他们在传播文化方面具有其他民族无可比拟的特殊优势。有关记载表明，包括张骞通西域等汉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几乎均与匈奴有关。无论域外文化的输入，还是汉文化的输出，在很大程度上均借助了匈奴的中介作用。特别是东汉永元三年（91年），北匈奴的西迁在向西扩大汉文化的影响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两汉时期的匈奴实际上充当了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汉匈之间的文化交流大体沿长城一线展开，并进而向更广阔的地域推进，二者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互补及融合。从历史上看，中原汉王朝曾以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和文化的发达而更多、更大地影响了周边民族，当然，历史发展过程也表明，多方面吸收包括匈奴在内的周边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汉文化持续发展和长期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原载《寻根》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