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已送王孙去，古原芳草又萋萋 

——“皇后之玺”与汉代诸侯王玺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印，执政所持信也。”从古至今，印章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实用器，在各类文书往来中确认主客双方，为之赋予实效性，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战国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体系的确立和巩固，日益丰富的行政文书促成了中国印章的第一次大发展。其中，汉代政治制度臻于完善，经济文化日趋繁荣，不同材质、形制、印文的印章前所未有地百花齐放。考古发现的汉印数量庞大、内涵丰富，印证和补充了相关文献记载，甚至涉及我们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成为走近和了解这一时代必不可少的钥匙。

       印又称“玺”，战国时也写作“鉨”，不同的部首表明其材质有玉石有金属。秦始皇立号为皇帝，为强调至尊，将“玺”作为帝王之印的专称，有别于一般的“印”。据各类文献记载，秦始皇取关中蓝田美玉制成传国玉玺，其背面用以穿系绶带悬挂的钮作似龙似虎的神兽“螭（chī）虎”形，彰显君临天下，冀望国祚永延。而后，不仅传国玉玺成为代表中华正统的至高宝物被汉王朝接收，这套用名称、材质、印钮等印章要素体现身份等级的制度也由汉王朝承继。据东汉卫宏《汉旧仪》、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等文献记载，汉代皇帝有六玺，皇后印、诸侯王印也称玺，皇太子印称章，其余大小官员之印一律称印；材质以玉为至尊，金、银、铜依次递减，不同等级的印钮造型、印绶颜色各有规制，这些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除此之外，汉代陵墓考古多见私人用印，印文通常为印主姓名，证实了各等级墓葬的墓主身份，甚至能与文献记载的历史人物相互参照，是研究汉代历史事件、丧葬制度、社会文化的重要材料之一。

       汉代玺印伴随着历史发展，见证了一幕幕波谲云诡、世事浮沉。《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为稳定局势、牵制项羽，在著名说客郦食其（yì jī）建议下意图分封六国贵族为诸侯，颁赐印章。刻印已毕，张良前来拜谒，见状急忙劝谏：天下难取，倘若就此大举分封，这些人又怎肯轻易臣服于陛下？高祖闻言深觉有理，怒骂郦食其，命其“趣（cù）销印”，赶快将刻好的印章尽数销毁。《汉书·武五子传》记载，武帝之子燕剌王刘旦、广陵厉王刘胥有野心，见昭宣二帝年少而觊觎天子宝座，阴谋败露之后皆以象征诸侯王身份的玺绶悬梁自尽，满怀踌躇与不甘命归九泉。《汉书·元后传》记载，王莽篡汉后向姑母王太后（元帝皇后）请求赐予代为保管的传国玉玺，太后怒骂：“我王家深受恩泽，你却乘人之危夺权自立；你既为新室皇帝，怎不自作玉玺，而来讨此亡国不祥之物？我汉家老寡妇，宁与此玺共赴黄泉，也不予你这猪狗不食之辈！”将传国玉玺投掷于地而损伤……如今往事越千年，汉室王孙、风流人物长眠于古原芳草之下。而当代科学考古工作以独有方式，开启了尘封的历史之门；众多汉代玺印珍宝重现于世，历史故事、制度文化再度焕发光彩，可谓春风又一年。

       下面便让我们欣赏一批做工优良、构思精巧且富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汉代玺印实物，聆听和品读大汉王朝的千古留声。

 

“皇后之玺”螭钮玉印

陕西咸阳狼家沟村村民捐献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该印发现于汉高祖长陵陵区范围内，推断为高后吕雉生前用物。印面边长2.8厘米，通高1.4厘米，尺寸较小，有别于传世的清代盛京“皇帝之宝”玉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交泰殿二十五玺（故宫博物院藏）等晚期皇家玺印实物，相对注重实用性而非礼仪性；侧面线刻卷云纹，纹饰涂朱，十分精美。印背有一似龙似虎的圆雕卧兽形钮，极富神韵，与文献记载的秦汉帝后玺印“螭虎钮”相吻合。印面为小篆涂朱四字“皇后之玺”，笔画端正、结体和谐，书法价值极高。

       关于印主吕后，其事迹在《史记》中多有记载。她还是少女时因其父吕公欣赏泗水亭长刘邦的人格魅力而下嫁这位中年男子，前半生随着秦末乱世、楚汉战争而颠沛流离，默默替丈夫操持着后方，磨炼出刚毅的品质与优秀的理政之术，最终在高祖驾崩后成为中国专制王朝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主。《史记》尽管对其残忍的个性秉笔直书，并对吕氏一族把持大权多有批判，但也肯定了她休养生息、治国安民的历史功绩。令人感慨的是，吕后陵在两汉之交的农民起义中被盗掘，赤眉军以拥戴汉室为名义将这位“乱政”女主弃尸荒野。皇后之玺很可能就是因此而散佚，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村民偶然拾得。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目前已知唯一的汉代“帝”玺实物，珍贵异常。印面边长3厘米，通高1.8厘米，含金量约98%。印钮作游龙形，铸成后凿刻出鳞爪，龙身盘曲成穿系绶带的孔，兼具审美与实用价值。印面小篆“文帝行玺”四字之间有十字界格，延续了秦代印章的特点；“行玺”据东汉卫宏《汉旧仪》记载，是用于不同场合的“皇帝六玺”之一。印主赵眜（mò），是割据政权南越国的第二代君主、开国君主赵佗之孙，《史记·南越列传》记载为“南越文王赵胡”。该印的出土，为研究南越国历史与制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南越国始于秦代，其开国君主武王赵佗本为秦南海郡尉（郡的军事首长），在秦末乱世中占据今两广地区和越南的一部分而称王。南越以秦制为蓝本，建立中央集权体系，并因地制宜奉行“和集百越”政策，与本地越人土著和谐共处，有效发展经济，为当地的早期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赵佗曾一度称帝，欲与汉王朝分庭抗礼，在汉文帝优待赵氏亲族、修缮赵氏祖茔的怀柔政策下取消帝号、称臣纳贡。但“文帝行玺”的出土，表明文王赵眜仍然在南越国内称帝，与后世越南对内称帝、对中原王朝称臣的情况甚为相似。《南越列传》记载，赵眜之子明王赵婴齐继位后“藏其先武帝玺”，也暗示着南越王的表里不一的两副面容。

       南越曾与汉家玉玺的主人有过十分特别的交集。吕后称制时为压制南越，禁止向南越贩运铁器等战略物资，武王赵佗遂称帝兴兵，对汉朝南方边境造成了威胁。而最终随着汉武帝用兵四裔，南越国土成为汉帝国的岭南诸郡，为两广等地区作为中国疆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一切恩恩怨怨，可谓都付笑谈中。

 

“广陵王玺”龟钮金印

江苏扬州甘泉山2号东汉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目前已知的汉代诸侯王玺实物极少，这枚“广陵王玺”有明确出土地，在其中尤为珍贵。印面边长2.3厘米，通高2.1厘米。印钮作龟形，铸成后凿刻出鳞甲、纹理和双目，简约传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代诸侯王印“金玺盭绶”，印文称玺，绶带用草绿色，彰显诸侯王与众不同的地位。考古研究推测，该印出土地——甘泉山2号东汉墓墓主为东汉光武帝之子，广陵思王刘荆。

       汉代分封皇子为诸侯王的定制始于高祖刘邦，他在逐步剪除异姓王势力后，与群臣立下誓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两汉广陵国沿革情况较为复杂，其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本为汉初吴王刘濞（bì）之都；刘濞发动七国之乱战败身死后，吴国故地在西汉被分封为江都国一次、广陵国两次。其间，又两度被废为广陵郡，起因是国君作乱犯上，其中便包括武帝之子广陵厉王刘胥。终西汉一朝，中央集权不断强化，诸侯王国疆域及政治经济特权逐渐遭到削减；至东汉立国重新分封皇子，此时的广陵国已不可与汉初王国同日而语，近乎有名无实。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广陵思王刘荆为人阴险狡诈，觊觎帝位，最终因诅咒明帝刘庄被告发而畏罪自杀。一枚诸侯王玺，可谓以小见大，见证了两汉诸侯王这类特殊皇族子弟的地位沉浮。

 

 

“滇王之印”蛇钮金印

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印面边长2.4厘米，通高2厘米；全印为典型的汉代风格，特殊之处是背钮作盘曲的蛇形。该印出土地——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是云南滇池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土著族群滇人的文化遗存，极具地方特色的同时深受中原文明影响。该印原主通过印文可知为滇人首领，被汉王朝册封为王，身份等级与诸侯王近似。汉代经常册封边疆族群首领为王侯，并颁发印绶，以怀柔政策扩大王朝影响力，促进了族群间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往来，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印钮形制萌芽于西汉、成熟于东汉，由颁发对象所特有的生存环境决定，如南方丛林用蛇钮，北方草原用驼钮、马钮等，形成了有别于中原的特殊文化景观。

       根据汉代流行的说法，滇人王族是战国时期楚国将领庄蹻（qiáo）的后裔，同中原文明渊源很深。汉武帝时期为探索水路征伐南越、开通商路前往印度，与以滇人为代表的“西南夷”诸部多有往来。《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在数十个主要的西南夷部族之中“滇最大”；汉使至滇，滇王发问“汉与我孰大”，与著名的“夜郎自大”如出一辙。但实际上，小国寡民在世界各民族的早期历史中才是常态，滇、夜郎发展到雄踞一方已是不易；汉帝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对于他们来说岂不是超乎想象吗？

“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

日本北九州志贺岛出土  日本福冈市博物馆藏

       印面边长2.3厘米，通高2.2厘米，在汉印中形制较为特殊。印钮作蛇形，但能看出由驼钮改造而成的迹象，将骆驼去头加工成回首卷尾的蛇，构思十分巧妙。印文五字，首字占据两格，也是相对少见的情况。“汉委奴国王”，即由汉王朝册封的“倭奴国王”。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倭人居住在“韩”地东南的海中诸岛上，小国林立，西汉灭卫氏朝鲜后开始与中国通使往来。倭人中“邪（yá）马台国”实力最强，“邪马台”即“大和”一词的日本古语“yamato”，在中国古文献中又译作“倭面土”，日本称“倭”很可能便是由此而来。

       日本早期历史记载与神话相混杂，《古事记》等著名文献中有以“倭”为氏的大神“日本武尊”。“汉委奴国王”印的出土，为还原真实的历史图景提供了重要材料。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位于“倭国之极南界”的“倭奴国”奉贡称臣，光武帝赐以印绶，很有可能便是这枚金印。该印原为驼钮，可能是与汉朝赐南方诸族首领蛇钮印的传统相对应，才进行了改造。东汉一朝倭人多次遣使来贡，至汉末三国倭人推举出著名的共主——女王卑弥呼，仍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被魏明帝曹叡册封为“亲魏倭王”。与中原文明的长期交流，使早期日本本土经济和文化获得了长足发展，一套基于中国古典宇宙观、社会治理模式的政治体系也在日本生根发芽，为日本古代国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私信”玉印

河北满城陵山一号汉墓（西汉中山靖王陵）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白玉质圆形印，直径0.9厘米，通高1.5厘米，背刻一造型别致的蟠龙钮，印面为小篆“私信”二字。如前所述“印者信也”，“私信”即“私印”，是文书往来时的身份证明。其出土地满城陵山1号汉墓，考古研究推断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陵。该印并非公用，因此不必遵守天子、诸侯王“玺”分别用玉和黄金材质的等级制度，其精美程度反映了印主生前的奢华生活。

       中山靖王刘胜，景帝九子、武帝异母兄，据记载终日流连于酒色。他才思敏捷、精于文辞，曾巧妙劝谏武帝善待兄弟，让诸侯王不必在严酷的削藩政策下终日惶恐。他与同母兄赵敬肃王刘彭祖的一段对话引人深思：“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fǔ）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兄弟二人互相讥讽，赵王认为弟弟过于不思进取。但在西汉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背景下，刘胜选择安于经济特权，不再过问政治，也未尝不是一种生存智慧，故能得谥为“靖”——尽享安乐而得善终。

 

“长耳”铜印

河北石家庄北郊汉墓出土  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小组1978年发掘

       人名私印，边长1.5厘米，通高1.5厘米，背钮作桥形，无穿孔。出土时位于墓主头侧，墓中其他随葬品有鲜明的秦汉之际特征。篆书印文“长耳”，书法风格朴拙，区别于成熟的秦汉官方小篆，可能体现了地方日常所用字体的传统。研究推断，“长”通“张”，印主即汉初赵景王张耳，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楚汉群雄之一，亲历了汉初分封异姓诸侯王的历史大事。该印的出土纠正了张耳陪葬于高祖长陵陵区的传统认识，对研究汉初诸侯王丧葬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张耳出生于战国末年的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青年时为当地名士，汉高祖刘邦亦曾寄身于其门下。他与同乡陈馀（yú）皆有大志、惺惺相惜，留下“刎颈之交”的著名典故。后来张耳之子张敖迎娶吕后与高祖之女鲁元公主，张氏不但贵为王爵，还成为皇室姻亲，尽享荣华。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张耳、陈馀率部参与秦末起义时渐生嫌隙，在项羽旗下反目成仇；张耳被陈馀逼迫归顺刘邦，最终在著名的汉、赵井陉（xíng）之战中将昔日挚友亲自领兵击杀。

 

撰写：田厚嘉

审核：闫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