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中坚 君侯安在

                  ——由汉阳陵陪葬墓列侯印谈起

本次“治世之光”展展品中，汉阳陵陪葬墓出土的“高宛侯武”双面铜印、“吴信”铜印两枚列侯印为首次对公众展示。为使观众更好地理解汉代列侯及列侯墓考古成果，特撰写此文，不妥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汉代列侯与列侯墓

汉兴，“设爵二等，曰王，曰侯”，因功授爵，功大者为王，其次封侯，即彻侯又叫列侯（武帝刘彻之后多称列侯）。所谓“功”，司马迁曾这样分类定义：“古者人臣功有五等，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汉高祖刘邦时期共封143人为侯，均为军功列侯。军功是封授爵位的重要标准之一，其后或因血缘而侯、或因事功而侯、或因外戚而侯等等不一而足，但总体保持一种因功受爵的总体趋势。

西汉列侯，封户多少不一，多者万户，少者三百户，所食或“尽食一县，或止一乡一亭，皆以侯国称之”。如陈平封阳武之户牖乡，师丹封厚丘之中乡，虽非县侯，同样为侯国，“恩有降杀，秩无尊卑也”。从爵位上看均为列侯，但个人地位因功劳多寡、封地广狭以及在朝廷职位的高低，其排名和地位尊崇确有不同。东汉时期，列侯爵发生了很大变化，《汉官仪》曰：“诸侯功德优胜，朝廷所敬者，位特近，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土小国侯，以肺腑亲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师，亦随时朝见，是为隈诸侯。” 又有乡侯、亭侯、都乡侯、都亭侯等，只食邑，不立国，仅以县侯立国。不同等级的列侯其爵位位次有较大不同，是东汉列侯的一大特点。

汉初列侯具有置吏权和赋敛权，其行政和财政相对独立；列侯可自置除国相之外的大小官吏，“得臣其所食吏民”。“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及侯国置吏权逐渐被削弱，列侯官吏系统逐渐形成以侯国相为首的行政系统和以家丞为首的家吏系统。行政系统是国家官吏机构，不臣列侯，其职能与一般县级令长相似，“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另有侯国丞和尉，与县丞、县尉相近。列侯家吏系统，主要有家丞、家吏、庶子、仆、行人、门大夫等。家丞，“主侍侯，使理家事”，秩三百石。汉初多由列侯自置，武帝之后由中央任命，有监视列侯之责。

据研究，西汉侯国始终遵循“京畿不置侯国”“边郡不置侯国”“关西不置侯国”的原则和传统；汉初异姓诸侯王国境内不置侯国，惠帝至景帝中元六年王子侯国置于本王国境内，之后逐渐形成“王国境内不置侯国”“王子侯国裂王国地分封，别属汉郡”“太行山以西不置侯国”“河东郡、河内郡不置侯国”的整体局面。从侯国分封的格局看，明显有遏制列侯及诸侯王势力，“以关西制关东”的总体政治目标。

汉代列侯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规模庞大、地位尊崇，散布于关东郡国之间，生活于都城与封地，在汉代政治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特定时期甚或成为主导国家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皇帝、诸侯王、列侯是三位一体的世袭系统，皇权、公卿、郡县是层级分明的国家行政系统，成为汉代政治框架的两条主线，相互牵制、互为补充。世袭系统是血缘政治的遗留，是维系皇家血缘优势的重要手段；虽然异姓诸侯王和列侯非皇家血统，但与皇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行政系统官员选拔整体上选贤任能，代表皇权贯彻中央到地方政务，是中国专制王朝时代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创造。而汉代郡国（王国、侯国）杂处，相互之间自然形成了相互的监督制衡。

汉墓因其分布范围广、数量庞大、埋藏丰富、文物制作精良，在中国考古界享有盛名。而汉代列侯墓作为汉墓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一定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列侯墓与郡守墓、高等级贵族墓在形制特征上有诸多相似性，其性质确认存在一定难度，因此能够确认为列侯墓的汉墓数量并不多。1961年湖南长沙砂子塘西汉墓的发掘或为汉代列侯墓考古的开端。此后如：1970年发掘的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应为西汉文景时期的绛侯周勃或条侯周亚夫夫妇墓），1972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2号墓，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墓；1号墓，利苍夫人墓；3号墓，利苍夫妇之子墓），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即公元前165 年），1992、1995年发掘的湖南永州鹞子岭汉墓（西汉末年泉陵顷侯刘庆夫人墓），1999年发掘的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西汉第一代沅陵侯吴阳墓），1994年发掘的江苏徐州簸箕山3号汉墓（景帝时期宛朐侯刘埶之墓），2000年发掘的山东平度界山汉墓（平度侯家族墓地），2010年发掘的西安南郊凤栖塬汉墓（8号墓为富平侯张安世墓，25号墓为其夫人墓），2011—2016年发掘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家族墓园等。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经过考古发掘、可明确确定为西汉列侯墓的共有20余座，近16家列侯。遗憾的是除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家族墓园和海昏侯刘贺家族墓园之外，西汉列侯墓考古大多集中于墓葬主体部分的发掘，而对地上建筑、墓园形制规模的探索相对欠缺。汉阳陵列侯墓的勘探发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对我们全面认识了解西汉列侯墓园及相关制度有较大裨益。

据现有考古资料，列侯墓一般为甲字型大墓，具有一定规模的墓园，墓园以壕沟或垣墙为界，主墓位于墓园中心位置。墓园有阙门（数量不一），其内有家族陪葬墓或若干陪葬坑；有祭祀所用的祠堂、寝殿等礼制性建筑。

目前，考古学者对列侯墓的确认一般通过墓葬规模、出土文物以及相关文字信息等进行综合判断，其中最为关键和直接的证据即为墓中出土的印章。因此，印章在西汉列侯墓这一领域成为学界最为关注的内容之一。

二、汉代列侯墓出土的公私印

1、“高宛侯武”双面铜印

边长2.3，厚1厘米，印正背两面均有印文，分别为篆文“高宛侯武”和“丙武”。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丙（邴）武为汉初功臣丙倩之孙，文帝前元十六年承袭祖父“高宛侯”爵位，二十四年后于武帝建元元年薨，葬于汉景帝刘启阳陵陪葬墓区。

该印出土于汉阳陵东司马门道南第一排8号墓园760号墓内，墓园以围沟为界。760号墓为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座，呈甲字形，长斜坡式墓道朝南，长24.7、宽4.7米。墓室分前后两室，前室为竖穴土圹，长6、宽5米，其内为木椁结构，长2.15、残高0.2米；后室为拱顶土洞结构，长3.5、宽1.9米。出土器物有铜镜残片、铜印、铜器、玉器残片、铜编钟、铜弩机、金属车马器等。

    2、“吴信”铜印

该印出土于汉阳陵东司马门道南第二排陪葬墓园的260号甲字形大墓，边长1.6、厚0.6厘米，篆书“吴信”二字。《汉书•吴芮传》曰：“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心，号曰番君……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项籍死，上以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载便侯吴浅“长沙王子，侯，两千户，（孝惠）元年九月，顷侯吴浅元年。（孝文）后七年，恭侯信元年。”可见，吴信应是长沙王吴芮曾孙，袭爵为便侯，谥号“恭”。

便恭候吴信封地在桂阳郡便县，其地在今湖南永兴，死后陪葬阳陵有两种可能。一是其并未至封地，生活或供职于长安；另一种可能是留质于长安的“猥诸侯”，《汉官仪》载：“其次下土小国侯，以肺腑亲主公子孙，奉坟墓于京师，亦随时朝见，是为猥诸侯。”

    3、“周应”铜印

阳陵东区130号陪葬墓出土，宽2.32，高1.49厘米，桥形钮，印面阴刻小篆“周应”二字。《汉书》记载有两位“周应”，一是汉初蒯成侯周緤之子郸侯周应，一是高景侯周成之孙绳侯周应，均为景帝时袭爵为侯。此印印主，学者认为以绳侯周应的可能性为大。遑论此“周应”是否彼周应，至少两位都是汉初功臣之后，其身份为列侯应无疑义，其墓葬丰富了西汉列侯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周应墓位于东司马门道南侧第一排第九座陪葬墓园东南角，墓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长107、宽70米，面积7490平方米，四面以围沟为界。该墓坐北面南，由墓道、壁龛、墓室三部分组成，全长28.5米。墓道长23.6、深11.3米，自上而下斜向内收，带三层台阶。壁龛位于墓道西壁，拱顶，以绳纹板瓦砌筑，底部铺有木炭，放置陶器两组四件。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4.9、宽2.7、高2.7米，面积13.2平方米，拱顶土洞结构，木板封门；内置一木椁，椁内套一箱、一棺。该墓墓室口内外两侧填土之中发现陶俑9件，均为粉彩，分男文吏俑、女立俑、跽坐女俑三类，是阳陵塑衣式陶俑中的典型。

    4、“宛朐侯埶”龟钮金印

通高2.1，印面边长2.3厘米，重127克。龟钮，整个龟身大致呈方形，龟首较小，微伸上昂。背部拱起，龟甲刻饰相套合的六边形；外侧六边形较规整，向内逐渐简化为五边形、四边形。印台为方形，四边略有外弧，台面中部亦稍显外凸，龟钮与印台间有一圆形横穿孔。印文为小篆“宛朐侯埶”四字，字形规整，结体方正。全印为先铸造成形，再经雕刻加工而成。

“宛朐侯埶”墓位于江苏徐州簸箕山山顶，原有封土，四周石砌墓垣，现仅存局部。墓圹为竖穴岩坑，墓口长方形，南北长3.6、东西宽2.6米，深8.1米。竖穴墓道共用9层封石封堵，东西二壁下部各有一浅龛。墓室内收，长3.5、宽2.4米。葬具为套合的一棺一椁，单人葬，头向南。墓主刘埶，为汉高祖幼弟楚元王刘交第六子。据《汉书·楚元王传》，“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后“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犹侯，埶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其封地宛朐亦称冤句，在今山东菏泽西南，原为梁国属县，景帝中元年后为济阴国属县。景帝前元三年爆发“七国之乱”，刘埶发兵协助其侄楚王刘戊谋反，后被景帝下令诛杀、除籍。

    5、“张”字大型捉手铜印

陕西西安凤栖原8号汉墓4号陪葬坑出土。印面呈长方形，长７、宽４、高１厘米，阴文篆书“张”字；有捉手，长６厘米。同墓1号陪葬坑出土“护军都尉”，5号陪葬坑出土“卫将长史”“当将百印”，6号陪葬坑出土“步兵校尉”等印章，1号耳室出土“卫将长史”封泥二十余枚，为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成为解决凤栖原汉墓群归属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

该处墓群中心区域为一大型长方形墓园，东西长约195米，南北宽约159米，面积约3万平方米。墓园由8号甲字形大墓及其陪葬坑、25号中型墓(夫人墓)、祭祀建筑基址、道路、排水系统及围沟等部分组成；其东、北、西三侧规则分布有12座墓葬，为后代子孙葬地，年代自西汉中晚期延续至新莽时期。8号墓墓主为西汉昭帝、宣帝时期名臣张安世，封富平侯，官至大司马、卫将军，兼领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人谦卑恭谨，得到宣帝的特别礼遇；去世后特赐冢地，子孙奉祀、烟火不绝。

 

    6、“刘贺”螭钮玉印

和田白玉，质地纯净，螭钮，印面边长2.1厘米，通高1.5厘米。该印出土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伴出龟钮“大刘记印”玉印及“海”字铜印。刘贺，昌邑哀王刘髆嗣子、武帝之孙，昭帝刘弗陵去世后以昌邑王身份被权臣霍光立为皇帝；在位仅二十七日，便被霍光以荒淫无道罪名废归故国、免为庶人。宣帝时，又以“骨肉之亲”为名封其为海昏侯，就此终老于遥远的南方。

海昏侯墓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的墎墩山上，东临赣江，北依鄱阳湖，南距市区约60公里。2011年至2016年，考古工作者对墓园、祔葬墓、车马坑和主墓等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墓园以海昏侯和夫人异穴合葬墓为中心，占地约4.6万平方米，垣墙周长868、宽约2米，发现有东门和北门基址，门外有疑为阙台的对称夯土建筑。除主墓外，墓园还包含七座祔葬墓、一座车马坑及完善的道路和排水系统，是已知西汉列侯墓园制度相关材料中的典范。此外，数量庞大的珍贵文物震撼世人，为汉代陵墓、手工业、文化艺术及古典文献等诸多领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材料，成为近年最受学界和公众关注的考古新发现之一。

    7、“君侯之印”龟钮银印

印面边长2厘米，通高3.4厘米，重约50.4克。龟钮头部前伸，鼻眼清晰，背甲隆起；足有三爪，呈半蹲欲起之状，印面阴刻篆书“君侯之印”四字。“君侯”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渔父》：“今子（孔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乎？”“君侯”为诸侯之意。《史记·李斯列传》：“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用“君侯”称呼已被封侯的李斯。《史记》《汉书》的多个篇目均有“君侯”一词出现，颜师古认为：“《杨恽传》丘常谓恽为君侯，是则通呼列侯之尊称耳。”

该印出土于江苏徐州蟠桃山1号汉墓，墓为竖穴土圹，长2.85、宽2.2、深4.85米。同墓还伴出一枚双面铜印，正面篆文“刘欣”，背面为“臣欣”，均为阳文；印为正方形，边长2.3、厚0.7厘米，中有长方形穿孔。文献对此人虽无记载，但其身份应为列侯无疑。

    8、“轪侯之印”铜印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2号汉墓出土，印面边长2.2厘米，通高1.4厘米，通体鎏金；印文为篆书“轪侯之印”，方体直排，字体饱满。印背龟钮头部昂起，龟背刻有龟裂纹，龟腹下有一穿孔用于穿系绶带，同墓伴出的“长沙丞相”铜印形制与此相同。马王堆2号、3号汉墓还分别出土有“利苍”玉质私印和“轪侯家丞”封泥，这些出土文字材料共同印证了2号墓墓主之身份——轪侯利苍。

汉初，因功授爵，原秦番阳令、项羽所封衡山王吴芮被封为长沙王。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长沙国丞相利苍因功受封轪侯，共传四代；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末代轪侯、东海太守利秩因罪被废。长沙丞相——利苍，由中央委任，代表朝廷辅佐和监督长沙王，掌握实权、控制地方。

    9、“刘迁”龟钮铜印

龟钮铜印，阴刻篆文“刘迁”二字。墓内伴出玉衣片完整者20片，残者二百余片，雕刻有柿蒂纹和云纹等纹饰，镶嵌金丝、金箔；四角钻马蹄形孔，以金丝贯穿。该墓位于河北邢台南郊，属于一组东西一字毗连的三座封土汉墓，形制为斜坡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圹，坐西朝东。墓道长8.2、宽2.85米，墓室长0.75、宽2.85米，地面人字形铺砖，四壁平砌砖椁，木板盖顶，与出土器物形制一并体现出鲜明的西汉中晚期风格。关于墓主“刘迁”，《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有清河纲王之子——南曲炀侯刘迁，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受封南曲侯，在位三十年，甘露三年(前51年)薨，谥曰“炀”，其生活年代、封地地望皆与“刘迁”墓所揭示的情况相符。此墓以东还有规模略同的大墓两座，也与南曲侯三代相传的家世吻合。

    10、“刘祖私印”龟钮铜印

印面边长1.3厘米，通高1.5厘米，阴刻篆文“刘祖私印”四字。该印出土于山东五莲张家仲崮4号汉墓，同墓伴出玉片150余枚，应为贵族丧葬用器——玉覆面之遗存。4号墓与1、2、3号墓东西向成组排列，应为家族合葬。“刘祖”见于《汉书·王子侯表》，为清河纲王刘义第五子东昌趮侯刘成的玄孙，曾袭爵为东昌侯，后因故免。该印为私人用印，而形制仿照列侯所用的公印，体现了印主对身份地位的强烈认同。

 

三、西汉列侯墓出土印章的考古学意义

1、印章是判断列侯墓墓主身份、确定墓葬级别的重要物证。列侯墓的确认历来是个难题，只凭规模、出土器物，很难最终给出令人信服、毫无争议的推论。而列侯印的出土，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直接的证据。目前所确认的列侯墓，均是通过印章直接确定的。只有少数列侯墓是通过器物铭文确认的，如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杨家湾汉墓等。

2、列侯印是汉代血缘政治、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汉代列侯、职官等方面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对传世文献形成了印证或补充。

3、列侯公印及私印确定了列侯墓墓主身份，使墓地与封国地望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可能，也为侯国存续期间可能存在的迁徙研究提供了依据。此外，列侯墓的确认为研究汉代始封列侯与继承列侯的政治特权区别提供了重要参考。

4、列侯印印文是汉代篆书文字的典例，为汉字字形、字体发展演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材料，也丰富了书法的艺术范本与艺术史内容。

 

参考文献：

1、秦铁柱：《帝国中坚——汉代列侯研究》，齐鲁出版社，2018年10月；

2、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

3、曹龙：《西汉帝陵陪葬墓初探》，2009年硕士论文；

4、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

5、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

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7、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腊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8期；

8、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年第2期；

9、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10、青岛市文物局、平度市博物馆：《山东青岛市平度界山汉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6期；

11、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12、史云贵：《西汉侯国官制考述》，《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1期；

13、杨武站：《西汉列侯墓地设施初探》，《考古》2018年第11期；

14、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考古》2007年第11期；

15、张仲立、丁岩等：《凤栖原汉墓 西汉大将军的家族墓园》，《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

16、丁岩：《凤栖原西汉墓园大墓主人试探》，《西部考古》第九辑；

17、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1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19、徐州博物馆：《徐州市东郊陶楼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1期。

 

撰写：闫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