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里的廉政故事

       獬豸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是非曲直，可识善恶忠奸。汉代司法官员头戴獬豸冠。

       规矩镜。其镜面布设规矩纹，意在提醒人们每日持镜时要检视自身，涵养规矩意识。

       戴冠文吏俑，其身旁是一枚书刀和一方简牍。文吏俑身着深衣，下巴微微收起，双手合于腹前，身姿恭谨，再现了汉代官员严谨恭谦的形象。 张艺瑶 摄

       西安市北郊的渭水之畔，汉代帝陵在此错落分布，隆冬时节更显厚重古朴，站在这方土地上，虽远隔千年，依然能听到来自时光深处的启示。

       近日，由陕西省文物局举办，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承办，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碑林博物馆、咸阳博物院、安康博物馆等11家文博单位共同推出的“汉风廉韵——汉代廉政文化特展”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依托来自西安、咸阳、安康等地多家文博单位的文物资源，展出反映汉代廉洁思想、代表汉代廉政制度的主题文物，勾勒出汉代廉政文化的历史风貌。

       出土砖瓦铭文体现出民本思想

       展览中展出了上面带有铭文的瓦当和地砖，大部分出土自阳陵、茂陵等汉代帝王陵墓。其铭文带有祈祷色彩和纪念意义，具有鲜明的特征，引人注目。

       秦汉时代的统一，结束了长期战乱，四海一统、天下归心。展览中有一块“海内皆臣”铺地砖。“海内皆臣”正是这一时代背景的精炼概括。

       “海内皆臣”砖为西汉时期的宫殿用砖，上书铭文“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毋饥人，践此万岁”。经过秦末的战乱，汉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把农业作为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对于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汉代社会来说，砖纹“岁登成孰”正是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表达了一个新生王朝对农业的重视和佑民温饱的朴素愿望。

       “道毋饥人”则突出了对民生的重视。《汉书·文帝纪》载文帝诏：“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刚刚经历战乱的汉朝，思索着如何养育百姓，保障民生，使其免受饥寒困苦之忧、流离失所之困，这正是执政者对芸芸众生、黎民大众之正道所在。相似的铭文还见于展出的各种瓦当，包括“天地相方，与民世世，中正永安”十二字瓦当、“百万石仓”四字瓦当等，表示治国理政要像自然界中的天与地一样和谐适宜，让百姓世代安康，这样才能天下大同。这些铭文砖集中体现了汉代归农著本、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且形制上方圆并用，布局构思奇妙，篆文古拙朴厚，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文字砖。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倡导的重要政治理念，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尚书》中便出现了节用、爱民等民本思想的先声。汉代重民本，西汉初年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政策，顺应民心所向所求，以德化民，以农为先，减少徭役赋税，提倡君臣并耕而食，反对厉民以自养。从刘邦入关封秦府库约法三章，到汉文帝三次下诏减免田租，再到汉景帝延续三十税一，均体现了汉代以民为本的基本政治观念。

       展览还展出了汉阳陵陪葬墓园等出土的农具和其他展示农事活动场景的文物，包括陶房型仓、陶猪圈、带盖陶仓等，有的陶仓外壁甚至还写有“大豆”“麻”字样，以示分类储存。汉代陵墓有“事死如事生”的传统，汉景帝不仅重视农业发展，还曾下诏要求帝后亲耕亲织，作为天下表率。随着汉初对农业发展的高度重视、生产工具的革新，户口既息，仓储丰盈，展出的舂米画像砖、桑园画像砖、农作画像砖等，再现了汉代劝民务农、耕作繁忙、物产丰饶的图景。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汉初为了与民休息，特别注重节俭，注重培育整个社会的崇俭尚廉之风。汉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自己常常穿皂绨衣，内宫的衣裙皆有尺寸，不得穿拖地的长裙，帷帐上不得绣花，以俭朴寒素为天下先。汉景帝曾下诏“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体恤民情，反对奢侈铺张，自己带头劝课农桑，勤于政事，厉行节俭。

       汉代诞生了第一部地方性成文监察法规

       短暂的秦帝国在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的时候，尚未完全在辽阔土地上建立各项完善且成熟的制度。在继承先秦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有汉一代立足现实需要，进一步创新制度、完善法制，不断规范官吏行为。

       展览中展出了一组刻有规、矩图案的“规矩镜”。中国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使用铜镜的起点，最早可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了汉代，铜镜使用已较为普遍，其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规、矩本是我国古代的建筑绘图工具，圆曰规，方曰矩。“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外有约束、内有尺度才能秩序井然。规矩镜背面布设规矩纹，将“规”“矩”图样设在镜中，意在提醒人们每日持镜时要检视自身，涵养规矩意识，做任何事都要按照规矩程序，秉公处事。

       汉承秦制，在吸收和借鉴秦代监察立法的基础上，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颁行了一部专门性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性成文监察法规，用来约束近畿的“三辅”地区官吏。

       《监御史九条》的监督要点包括：“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徭役不平、吏不廉、吏苛刻、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当服，凡九条。”这九条事项涵盖了诉讼、治安、行政、财经、吏治等基本方面，虽然规定事项偏于概括笼统，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执行效果，但仍不失为汉初加强对官吏的监督管理、改进监察法制的一次有益尝试。

       随着国力强盛，汉武帝为整顿吏治，采用了更多方法加强监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创立了新的监察系统。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理、监督，沿用了以前御史巡行考察的方式，创立了刺史制度。即把全国分为冀、幽、并、兖等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各察郡、国六七个，以“六条问事”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监督。刺史品秩虽仅六百石，但其任务却是专纠郡守、国相等二千石高官及地方豪强。

       “六条问事”即《刺史六条》，在内容上更加细化，对于高官和豪强可能存在的不法行为针对性也更强。如第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表示郡守、相国等两千石官吏如果不能秉公处理公务，就可能导致政令不通，有法不依、有令不行。

       《刺史六条》是西汉监察立法的重要实践，其内容及法律设计之范式对后来的监察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刺史六条》实施后，对地方官吏和豪强取得了较明显的约束效果，也使监察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澄清吏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代还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官吏的遴选。察举是汉代选官最重要的一种途径。察举科目众多，其中我们最为熟知的当属孝、廉，孝即孝道，廉指廉德，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影响。“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由此更多地与政治行为联系起来，成为官吏应具备的一种职业道德。

       展厅中有一尊戴冠文吏俑，其身着深衣，下巴微微收起，双手合于腹前，身姿恭谨。在其身旁还展出了一枚书刀和一方简牍，书刀用于修改竹简、木牍上所写文字，遇到有错漏时以刀削之，重新书写。一尊文吏俑、一枚书刀，再现了汉代官员严谨恭谦的形象。东汉张衡有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汉代置吏有规，除任有律，察廉举正，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的太平景象。

       辞赋歌谣里的廉政心声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汉代民间歌谣内容丰富，情感质朴，朗朗上口，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性。在大一统的盛世背景下，汉代歌谣、辞赋、政论散文、奏议等各类文学艺术体裁蓬勃发展，其中代表百姓心声的歌谣、表达文人士大夫情怀的辞赋奏议，因其源于民间、发于士人，更多地表现出人民自发呼唤廉洁的心声，传递出古人对廉政的思考和诉求。

       “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灌夫是西汉时期的大臣，建有军功，与他交往的人尽是些能力出众却不守法度的豪强。渐渐地，灌夫家产累积达数千万之巨，每天的食客常有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为了垄断水利田园，灌夫家族及宾客争权夺利，在颍川一带横行霸道。颍川的小孩子们在儿歌中唱道：“颍水清清，灌家安宁；颍水浊浊，灌家灭族。”

       对廉政的向往也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展览展出了一组“扑满”，其实就是汉代的存钱罐。《西京杂记》载：“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扑满早期只有入口而无出口，且入口多为一条狭窄的缝隙，想要取出钱币只能先把它打碎。这也意味着“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只是一味地聚敛财物，而不能惠及众生，最终将会像装满钱的扑满一样被打碎。“满则扑之”，“扑满”警示我们要守规矩，思正道，莫入歧途，要保持俭朴之生活、清廉之操守，否则必遭“碎身”之祸。

       展厅还展出了一组清白镜和昭明镜。不同于瓦当的官方铭文，清白镜和昭明镜上面的铭文皆为我们耳熟能详的辞赋，如“洁清白而事君”“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表达了古人对廉洁的不倦追求。士人志意清洁、行为无污，内修高洁清廉之品性，随时为国家而奉献，像日月一样光耀四方、温暖百姓。

       两千多年过去了，汉代的盛世景象仍然刻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院长李举纲告诉记者，特展以文物、文献、人物相结合的方式，解读汉代廉政文化，兼具政治性、文化性和艺术性，给人以深刻思考和有益启发，是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较高质量文物展览。下一步，博物院将通过多种形式，以更灵活更长远的方式，努力开辟廉洁文化教育体验新空间，助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年12月22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