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奎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于1999年对景帝阳陵南约300米处、当地农民称作“罗经石”的遗址外围进行了钻探与部分发掘(1)，初步弄清了该建筑的基本情况。笔者曾在该陵园负责建设陈列馆工作，与阳陵考古队的同志共同在一起将近两年时间，受他们的影响，对“罗经石”遗址渐渐产生了兴趣，从而注意到该遗址的几个现象，似有所获。今不揣疏陋，试将一孔之见发表出来，庶几有益于此问题的探讨。

      “罗经石”遗址尚在发掘当中，自然不能对其作出全面的认识。关于它的性质，目前有四种意见。一是罗经石说，即认为它是汉代修建景帝阳陵时的测量基点。这一观点受到怀疑，原因是中心圆石虽然有十字线对应于四个正方向，但与其所处的位置不合。虽然我们不能说测量基点一定不能处于该遗址的正中，但诚如韩伟先生所质疑的那样，一个仅具有技术性用途的设施赫然占据如此显要的位置，总是难以令人信服。再则，人们也担心周围建筑很可能挡住其与测量目标的视线(2)。第二种观点认为它是社(3)，虽然其中有些征象与文献记载中东汉的社能够对合起来，然而尚未找到汉代或以前在陵园建社的证据。要说它是建陵以前的建筑，目前也还没有证据，而在景帝陵建成以后再在此地建立社的可能性也不大（尤其是认为在陵园以内）。第三种以文献中“陵旁立庙”的记载为据，又将其中的一些特征如外廓呈方形等与王莽九庙相对比，认为它是庙(4)，即陵庙。第四种意见认为是寝。杨宽先生先依咸阳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的意见持陵庙说，后认为是寝(5)。但是，以上诸说目前证据均嫌不足。本文不拟把其定名问题作为讨论的主题，而是试图将该遗址现已暴露的一些特征与有关文献材料加以对合，对其祭祀性特征做出判断，从而为进一步全面确认其性质打下基础。

      我注意到以下几点（“罗经石”遗址平面图请参见本刊本期李零文图一）：

      一、外围壕沟

      该遗址四面皆有壕沟并且组成方形。壕沟之间由于通道的需要而各不相连，然相邻壕沟之间间隔很小。由四个边组成的外廓为方形，边长为260米（有关该遗址的材料，参见注释[1]、[2]，下同）。这应是文献记载中的方泽。《汉书·郊祀志》记载，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皇祠坐对之。”《史记·封禅记》记载：武帝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祠。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 丘，如宽舒等议。《郊祀志》还记载了王莽上书建南北郊时说到，《礼记》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瘗薶于大折，祭地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阴位也。……宜于长安定南北郊，以为万世基。天子从之。”颜师古注引韦昭曰：“大折，谓为坛于昭晰地也。”颜师古又云：“折，曲也。言方泽之形，四曲折也。”《郊祀志》接着又说：“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墬祗皆出。”以上文献所言圜（环）宫垣之水、所言曲折、所言四、所言泽、所言泽中有丘，均与“罗经石”遗址相合（并参见下文）。由此可以说明，其外围壕沟就是所谓方泽。请注意以上引文中的“如宽舒等议”及“天子从之”，说明当时确已按照上述形制落实到位。

      二、壕沟以内的夯土包

      从现在已经发掘和保存现状看，中间高，四边低。现其东边局部已经发掘，均已见到汉代活动面，它的中高外低的特点更得到证明。即便中间部位遭到后世轻微破坏，也不影响上述判断。这与文献记载的丘或坛是一致的。上述文献中均提到泽中有丘或坛。可以认为，中间的土包就是所谓丘或坛。从目前情况看，丘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汉书·礼乐志》云：“至孝武定郊祀之礼，祠泰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师古曰：“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泽中方丘也。祭地，以方象地也。”又：“为圜丘者，取象天形也。”《郊祀志》记载，“宋泰丘社亡。”颜师古注引《尔雅》，谓：“左陵泰丘。”颜师古说：“丘之左有陵谓之泰丘。”查《尔雅》，文作“右陵泰丘”，从其上下文看，原意是说陵侧之丘，究竟是左还是右，已难以确指。又：《尔雅》之陵当指自然地貌，但是坟墓之称作陵与自然地貌的陵有相承关系。准此，“罗经石”遗址在陵的左侧（以主墓道──在封土东侧──为准），与颜师古的注解密合。由此，似乎可以称它为“泰丘”。在茂陵也有一处夯土“高地”，顶上可见一块大石头，但没有中间的十字线（承王保平告知，笔者亦于2002年春实地考察过）。在杜陵，有一处当地农民叫做“鳖盖儿”的夯土“高地”，有无大石头，情况不详(6)。这更加强了它与陵园的关系。但是，关于汉代陵园建筑，无一字提到“泰丘”。它也许有若干种称谓，就其形状而言，可谓之丘，就其用途而言，又称作其他名字。也有可能丘只是该建筑的一部分，故而无缘跻身于相关陵园建筑的记载当中。从上引文献材料来看，后一种可能似乎更大一些。

      古代人居住之地，多选择既靠近水边但又相对高一点的地方，既能够享水之利，又可避水之害。在河南的黄泛区，分布有许多固堆（土包），大多数都有古代遗址。大概由于古人离不开对自然神与祖先神的崇拜，在聚落内总要建立用于祭祀的设施，时日既久，便相延成习，进而成为后代遵依的模式，于是便有了祭祀性建筑中的泽与丘。汉代泽与丘的直接源头当是商周、春秋乃至战国时代的辟雍。在西周铜器铭文中，明堂一辞似乎尚未见到，但辟雍已数见于金文。按前儒的解释，辟雍的用途很广，既是祭祀之地，又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所以有叫做太学、宗庙、明堂等等。据伯唐父鼎铭文记载，辟雍中的水面很大，王及群臣可以在其中泛舟，射杀飞禽（所获飞禽主要是为祭祀之用）。其形制的详细情况尚不得而知，但是，有水环抱，中为高地是明确的。到了后代，很可能演化为以四面壕沟表达其意而已。由于受天圆地方观念的左右，祭天之丘为圆形，祭地之丘则为方形。上作丘状，以像天，下为方形，以像地。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先秦时代的辟雍，但先秦到汉初的有关文献记载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三、中部“方形回廓”

      其引人注目的是十二个门。这与十二月应当有关系。《礼记·月令》记载了古代天子在十二月里分别所居的“房子”，其对应关系如下：

      孟春之月，居青阳左个；仲春之月，居青阳太庙；季春之月，居青阳右个；孟夏之月，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居明堂太庙；季夏之月，居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居总章左个；仲秋之月，居总章太庙；季秋之月，居总章右个；孟冬之月，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居玄堂太庙；季冬之月，居玄堂右个。

      依此，在一座建筑内，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三室，中间的一室称为太庙，其左右两室分别称作左个与右个。东面的三室称作青阳，南面的三室称作明堂，西面的称作总章，北面的则称作玄堂。一共有十二室。每室一门，共十二门。《后汉书·祭祀志》：章帝元和二年东巡守，四月，还京都，“庚申，告至…又为灵台十二门作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由此可以明确十二门代表十二月）“罗经石”基址中部的遗迹，内侧存留有不少瓦片，其外为散水。十二个缺口正是门道。至于是否有十二室，留待将来发掘完后再论（韩伟先生已经注意到“罗经石”石头周围很小范围内发掘后未见到瓦片等迹象，并进而推测石头之上本无屋盖，见注释[2]。但是方形回廊周围有大量瓦片存在，进深又达两米半，犹可注意）。但是，以目前所知之发掘情况看，十二门代表着十二室，而十二室应该与十二月（或十二辰，《后汉书·祭祀志》刘昭注补引蔡邕《明堂论》称：太庙明堂…“十二宫以应辰”）有关。

      四、八眼井

      “罗经石”外轮廓的四边中段，每边各有两眼井。这与文献记载的诸后之井有关。据钻探可知，一共有八眼井。其中的一眼已经发掘，二十四米余尚未到底，这说明当时人们挖掘这些井，并不是为了渗水之用，而是为了取水。在汉阳陵陈列馆的地基内，建该馆前也曾发掘了一眼井，深三十米方才见到汉代的积水线（承焦南峰与王保平告）。由此可以知道，“罗经石”遗址的井尚未发掘到底，进而可以证明这些井是为取水而挖掘的。但即使为了取水，也不需要在不大的区域内挖掘八眼井。这些井的解释，可由《管子·幼官》（郭沫若认为，幼官二字当是玄宫二字的讹变。这里，作为篇名，仍依原名）找到答案。《幼官》的内容与《月令》有相似之处。不过，它并未说到天子于不同月份所居之室不同，而是指出于不同时节“君”饮相应的井的水。《幼官》将一年分成五等分，每份内又分成两小份，各占三十六天，总共为360天。《幼官》记载的三十节气，每十二天一气，不同于二十四节气。它还将全年五分之，将方位也五分成东西南北及中央。五方分别有一兽作为代表，即：东方羽兽，南方毛兽，西方介虫，北方鳞兽，中央倮兽。各方分别有井，中央之井称为黄后之井；东方之井称作青后之井；南方，赤后之井；西方，白后之井；北方，黑后之井。《幼官》未言及井数。但是，前已述及，它将全年五等分，每份又分为二。与此相应，它将方位也做了同样的区分，同书《幼官图》明确记载东西南北中五方各有本图与副图即是证明。按此，应当共有十井。“君”于不同时节饮用相应井的水，其对应关系是：

      开始（很可能是立春前的5天），“饮于黄后之井”；又后96天，“饮于青后之井”；又后84天，“饮于赤后之井”；又后96天，“饮于白后之井”；又后84天，“饮于黑后之井。”

      在“罗经石”遗址，现发现八眼井，与上文相比较，尚少两眼。这也许是当时人兼取《月令》与《管子·幼官》而有所损益的缘故吧。由于井的方位与《幼官》相合，井的用途也相合（《幼官》中井与饮的关系是明确的，显然可见井水是供饮用的），青、赤、白、黑四后也与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在“罗经石”遗址的发掘中，已经见到四神空心砖）四神可以对应，因此，可以认为“罗经石”八井就是《幼官》四方之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中有如下记载：“苦县…有老子宅及庙，庙中九井尚存。”（此条材料是焦南峰告知的）。又，《艺文类聚》礼部有庾信《至老子庙诗》，诗云：“三门临苦县，九井对灵溪。”一座庙里竟然有九眼水井，不应当仅仅为了满足庙内人员饮水之需，显然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在汉代，不但四方观念流行，五方观念同样存在。《管子·幼官》的上述三十节气，不但见于先秦时代，在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及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中也有记载。三十节气与五方观念相配合，似乎比二十四节气与五方观念配合的更好。据李零先生的研究，二十四节气应属于四时时令系统。而“四时时令将一年十二月四分、八分、十二分、二四分，是属于四分、八分、十二分的系统，而五行时令将一年五分、三十分，…”五行观念即是将天下分成五方，而汉代五行观念甚为流行。李零指出：“四时时令虽然也与五行相配，…但土行是被虚置中宫…”人们熟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四方，但是，在反映古代宇宙观念的博局镜镜铭中，能读到如下的“顺口溜”：

      “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青且明。左龙右虎掌四方，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祥）。”(7)

      既有四方，又有中央。四时时令在与五方配合时中方是“虚置”。仔细分析《幼官》，不难发现，按一年五分之，每一份各占72天，中央理当一样。但在《幼官》分配青、赤、白、黑四后时，如上文所示，却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甚至只给中央留下仅仅5天，与李零所言“虚置”相差无几。这或许反映出有汉一代东方术士的学说对汉王朝及大众的深刻影响。在“罗经石”遗址中发现四方之后的水井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该遗址中“少”两眼水井的现象同样也不难理解。

      这些水井的水，按照《幼官》的说法，并不是任何时候可以任意饮用的，而应该遵照节气有所选择。同是一个地方且距离甚近，当然不应该理解成水质随时间而变化，而应当是一种神秘观念在“作崇”。换句话说，这八眼水井是其礼制性的突出反映。在这里，技术性的解释必须远远让位于理念（大概可与极端政治化年代里被滥用的“政治”一辞相比肩）性的解释。

      五、用卵石铺成的所谓散水

      它不单单是散水，还可以起到界限作用。张衡《冢赋》有如下诗句：“列石限其坛，罗竹藩其域。…恢广其坛，祭我兮子孙。”坛为祭祀之地，外围以石列而成围，可以起到表识范围的作用。由该《赋》虽然读不出“石”是何种模样，也不知道是如何“列”法，但联系汉代诸多建筑外围常见卵石铺成的“散水”，《赋》中又明确说到石头是作为界限的，并且，不是作为别处建筑物的界限，而是作为墓地祭坛的界限，而“罗经石”遗址即在陵园内又具有极强的礼仪性特征，这诸多相合之处，应该不是偶然的。

      六、“罗经石”

      关于此石，有若干说法，或谓其上立社主，或谓其上立景帝之主。看来，似乎不是用于立主的。据文献记载，祖先的主很小。《汉旧仪》记高祖之主“长八寸，前方后圆，围一尺寸，”直径约为7厘米余，皇后之主“长八寸，围九寸。”而“罗经石”直径达到135厘米，合汉代五尺八寸余，周长就更大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间的刻槽既呈十字形，又一直通到圆边。假设其上立主，则应认为该槽是为立主而特意刻成的，也就是说，槽的长短应该满足主的需要，也就得承认此上所立之主的体积远远大于文献记载的尺寸。如文献记载大小的主可以满足在城内庙中举行祭祀的需要，为何陵庙中的主却要造得如此之大？社主虽然比祖先之主大一些，与“罗经石”也不合。据韩伟先生所据古代记载，“社主长五尺，方二尺，…”则它为长方体，边长二尺，合今约46厘米，仅能占到“罗经石”直径的三分之一强。如果为了树立社主或庙主，完全没有必要将槽刻得那么长。此外，社主“体薶其半，以根在土中”，也不是立在石头上的。

      我以为，这与“坛上石”当同属一类。《后汉书·祭祀志》记有光武帝封泰山的煌煌大举，刘昭注补引应邵《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该《记》不但详细记载了此次封禅的过程，与本文关系最大的是，还记载了马第伯本人上泰山前在奉高所见圆石。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文中明确记载此石为坛上所用之石。其中武帝时（指汉武帝元封年间封泰山之时）的圆石，因太重未运上山，故而在山下造屋存放。按礼，该石应放置在坛上。坛，乃祭祀之地，积土为之。这与“罗经石”几乎是一样的──无论所处环境还是形状。所不同的只是尺寸：武帝石为九尺，约合今207厘米，而“罗经石”直径为135厘米，合汉代五尺八寸余（所说尺寸应该是指直径，因为马氏等人是顺便参观，知道直径的可能要比知道周长的可能大，量周长要比量直径难得多）。

      以上用于和“罗经石”遗址对比的文献材料，就所涉及的建筑物性质而言，有明堂、后土祠、南北郊（祭祀天地）、社稷、祭山坛及灵台，均为两汉非常重要的礼制性建筑。由此可以认识“罗经石”的礼制性特征。但是，还不能最终确认该遗址的总体性质。尤其要指出的是，仅有一条材料涉及到墓地，即张衡《冢赋》所云墓地祠坛的围石，而其作用还是属于技术性的。汉代帝王陵园建筑，有庙、寝、便殿、园吏寺舍等等，而陵庙、陵寝及便殿等礼制性建筑到底是什么形制，尚未完全证实。也就是说，还没有在某一建筑基址发现带文字的资料自名其性质。在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该遗址尚未发掘完全）下，对该遗址试图定性，恐怕还难以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此前，学者中多数人均认为该遗址属于礼制性建筑，是从其所处的位置及部分特征来论证的。比如，因其在阳陵，便自然而然地将其与寝或庙联系，或通过与王莽九庙的外形对比以证明是庙。由于该遗址的局部发掘，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寓义也渐趋明朗。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基址的祭祀性色彩非常浓厚，因而今后关于其它部分的解释以及对该遗址的整体定性，也需要从这一角度来探索。

      以上将该遗址的若干特点与文献资料的对比，虽然还不足以给它最终定性，但似乎有利于排除个别说法。到目前为止，“罗经石（测量基点）说”应该可以排除，因为此说只是赋予中央石头以技术性用途，与其所处的浓厚的礼仪性氛围极不协调。陵寝说也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因为寝是皇帝休息与私下会见他人的地方，陵寝中放置皇帝生前所用衣服器具，并不放置其神主，不当具有如此浓烈的祭祀性建筑的色彩。诚然，《汉书·韦贤传》所附“韦玄成传”中有“日祭于寝”的记载，但那只是指每天在陵寝中给已故皇帝上食而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祭祀。再则，据上文的讨论可知，“罗经石”遗址具有与祭祀自然神及祖先神的明堂、后土祠、郊、祭泰山的坛及王莽九庙等相通的特征，与寝这一更具技术性色彩的建筑是难以合拍的。

      参照汉代文献，如果“罗经石”的遗址是景帝之庙，与上述祭祀性特征似乎并不矛盾。但是，仅有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它就是庙。就笔者所见资料，至少还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阙。《汉书·成帝纪》记载：嘉鸿三年，“秋八月乙卯，孝景庙阙灾。”庙阙二字应理解作庙之阙。如果理解成庙与阙，则等于是说孝景庙与孝景阙。孝景阙的理解，甚为不辞。另外，同一日，庙与阙均遭火灾，可能性太小。这就是说，如果将来的发掘证明没有阙，则陵庙说不攻自破。二是应当有殿。《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火……”《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三月，诏曰：“…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既然文帝庙有殿，太上皇庙有殿，孝景庙不得无殿。相信今后的发掘会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注　释

(1)马永嬴、王保平：《走近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4月。

(2)(3)韩伟：《罗经石乎？太社乎？》，《考古与文物》2001年2期。又见其《磨砚书稿》，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

(4)王学理：《罗经石遗址是阳陵庙》，《陕西日报》2000年6月13日。又见同人，《陵庙乎？太社乎？》，《文博》2001年5期。

(5)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7)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

 

      附志：焦南峰、王保平、曹玮、赵化成、信立祥、水涛等先生曾不厌其烦地听我唠叨此文的想法，并给予鼓励。韩伟先生也曾鼓励我写出来以供讨论。特别是与焦、王二人多次在一起讨论。一日，我与曹、水及赵四人酒后谈兴甚浓，当我将本文的大致想法说于他们后，曹在一家茶馆的书架上翻起一本杂志，发现其中的博局纹铜镜图样与“罗经石”遗址的布局有惊人的相似。看来，当时的宇宙观不但影响了皇室，而且影响到平民。博局不但反映了人们的宇宙观念，还如同扑克牌一样，反应了时间观念。所谓寓教于乐，尚矣。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acrificial Features of

″Luojingshi″Site Han Yangling Mausoleum

（Abstract）

Wang Zhan Kui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some features of the″Luojingshi″site of the Han Yangling Mausoleum of emperor Jingdi And relative Historical records，this paper gets some points as below：1），the square ditch around the site is Fangze（方泽）；2），the central mound is Qiu（丘）or altar，3），the 8 wells respectively represents the well of God Green at east，that of the God Red at south，that of the God White at west，that of months；5），the pebbles around the site not only has the function to dispense rain water but also can surround the inner parts of the site；6），the round stone at center is the araloyue of the store which should be put on the altar at Taishan mountain for the sacrifice by emperor Wudi．According to the records，those features all are components of sacrificial or ritual building of the two Han dynasties．

 

原载：《考古与文物》2002年06期